吊诡的劳动论张贤亮早期小说中的劳动救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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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张贤亮接连发表了《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作品借助一个具有鲜明知识分子身份色彩的抒情主人公回忆叙事，

新时期，张贤亮接连发表了《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作品借助一个具有鲜明知识分子身份色彩的抒情主人公回忆叙事，大张旗鼓地认可与歌颂苦难，礼赞劳动的意义与力量。以知识分子对劳动改造的感激之情博得了读者的青睐。丁玲曾盛赞张贤亮的作品，有意识地把“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上升至“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的高度①。

时过境迁，通观张贤亮几十年文学创作的整体流变，当我们重新审视其早期作品时，不无吊诡地发现小说中在对于劳动救赎意义的宣扬与膜拜背后，其实存在对社会主义劳动情结的解构。笔者通过对张贤亮早期小说②的细读，揭示其小说中的劳动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功利与手段，最终失去原先具有的崇高意义与改造力量。

一、对劳动的顶礼膜拜

提及张贤亮的早期小说，给人最直观强烈的印象必定是作品中充斥大量劳动描写，以及对劳动对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的救赎与改造意义的激昂颂扬。

最早发表的小说《灵与肉》讲述了“右派”分子许灵均三十年间受尽苦楚，面对出国的诱惑与父亲的亲情召唤，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平凡但充实的“劳动者”生活的故事。在现实与回忆的双线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依靠劳动生存下来，而糅合着“痛苦与欢欣”的劳动又是怎样把他这样一个“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在张贤亮的笔下，劳动似乎并不是痛苦和繁重，而是欢欣与美好：“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蹿出”③。这样的劳动场景已褪去了“反右”与苦难的色彩，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其中的抒情主人公似乎不是一个“右派”，而是一个优雅的骑士信马由缰地漫步在风景秀丽的田园之中。

劳动不仅使这些落难的主人公们增进了与大自然的接触，还让他们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温暖与朴实。张贤亮在很多创作谈中都谈到他最初写小说的情感冲动，是来源于那段艰苦岁月中劳动人民带给他的感动：“我在困苦中得到平凡微贱的劳动者的关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即使我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所以，在我又有机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④“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⑤这种强烈的对于劳动人民的感激之情在小说创作中集中体现为作者对于劳动人民群像的塑造与刻画。

《绿化树》中的谢队长尊重善待这些劳改的知识分子，时时注意不触碰他们的精神疮疤，明知“我”放走了“海喜喜”，却选择佯装不知地替我遮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王队长更是对“我”青眼有加，不仅常与“我”蹲在田埂上吸烟闲聊，还欣赏我体力劳动的强劲，重用“我”为管十二个犯人的组长。

颇具意味的是，在张贤亮的早期小说中，这种劳动的拯救力量与劳动人民的恩情更多的是由一个貌美而健壮的劳动妇女体现的。《灵与肉》中的秀芝，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砌砖垒房，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甚至养了鸽子。“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许灵均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洁净和正当。他得到了多年前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更是以一种救苦救难的女神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她热情善良，在饥饿的“瓜饭代”的年代时常接济“我”一些吃的，使“我每在她那里吃一顿用真正的粮食做的饱饭，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比前一天有长进”⑥。最终，使“我”从一个极度饥饿的“狼孩”蜕变成一个强有力的“筋肉劳动者”。

正因为小说中对于劳动正面意义的着意强化，当时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 “写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和普通劳动人民之间质朴的亲密联系，写出知识分子在严酷的劳动中，在与人民的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交往中灵与肉发生的深刻变化，写出与社会主义制度血肉相连的知识分子充实和稳定的人生信念和崭新的气质、感情”⑦。

文章来源：《劳动保障世界》 网址: http://www.ldbzsjzz.cn/qikandaodu/2021/0323/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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